作者:余 翔 本文来源：解放日报
走进徐文华的寓所，客厅墙上挂着的大多是一些极富古典主义韵味的风景和肖像。我们一边聊天，一边翻看他的画册，其中有给美国《时代周刊》绘制的封面，也有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及其夫人所作的肖像。而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一幅名为《红领巾》的作品。
这幅画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末，80年代初。因为徐先生早年有小学教书的经历，因此他对孩子们活泼纯真的天性有着深切的观察和认识。这幅《红领巾》完成后，在当时影响很大，80年代初曾在上海美术馆展出。80年代末，徐先生初到美国，这幅画就被美国一位著名收藏家收藏，后来又辗转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博物馆收藏。
即便在今天看来，这幅当时的主题应景创作在形式和技巧上也有值得玩味的地方。画面中的四个小学生采用的是相对稳定的构图，画面中心是前排站立的小女孩，作者细致地描绘了女孩衣服上的花纹，却对衣摆、裤子等细节作了相对虚化的处理，对处于次要位置的其他三个小学生则画得极为简略，背景更是采用了大面积的留白。这种平面化的处理、简化和变形的装饰风格，不由得让人想起19世纪末法国那个短暂的艺术流派———纳比派。
徐先生毫不讳言自己对纳比派代表人物博纳尔的喜爱和推崇。1891年出现于巴黎的纳比派以革新绘画艺术为标榜，广泛吸收高更、塞尚及日本浮世绘艺术的有益因素，主张在理性和感性的领域里，对自然进行“重新安排”，强调创造诗意的现实，追求平面的装饰效果和象征意义的表达，注重审辨色调及单纯与变形的法则。在当时的中国，这种耳目一新的画面处理方式和绘画理念具有多么“实验”和“当代”的意义。更重要的是徐文华的这幅画，没有单纯地照搬理念，而是用真诚的笔触和精致的技艺，将个体的生活经验融入到画面中，表达出自己时代的精神。是的，尽管那是个喧哗与骚动并存的年代，可是那个时代总体弥漫的气息，不正是像画面中的小学生一样吗？或许稚嫩，却真诚、热情，对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憧憬。
日期:2009-03-28
